第二十三章 安妮莫里索

    第二十三章 安妮·莫里索

    翌日十点半，神情忧虑的福尼尔来到波洛的客厅。他比往日显得更有生气一些，热情地和小个子的比利时人握了握手。

    “先生，有些事我想告诉你。关于你在伦敦说的找到那根吹管的事，我想我已经搞明白了。”

    “哦！”波洛的脸色亮了起来。

    “是的，”福尼尔坐下来，“你那天说的话让我想了又想。我一遍遍地对自己说：这起案子不可能是按照我们想象的那样发生的。最后，我终于看到了这句话和你说过的关于吹管的事之间的联系。”

    波洛专心听着，什么都没说。

    “在伦敦那天，你说：‘为什么我们能找到这根吹管？凶手本来很容易就可以把它塞出通风口。’我认为我找到了答案：吹管在那里，就是为了让我们找到的。”

    “太好了！”波洛说。

    “你就是这个意思，对吗？很好，这也是我的想法。我进一步问自己：凶手为什么想让我们找到吹管？我的答案是：吹管根本就没有使用过。”

    “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这也是我的推理。”

    “我对自己说：凶器是毒针，没错，但并没有用到吹管。所以凶手一定用了其他什么东西来发射毒针——某种普通的东西，男人和女人可以把它举到唇边，而不会让人觉得异常。我记得你坚持要一份乘客所有物品的清单，有两件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——霍布里夫人有两只烟嘴；杜邦父子的桌上有几根库尔德人的笛子。”

    福尼尔停了下来，看着波洛。波洛没有说话。

    “这一类东西你可以自然地拿到嘴边，别人不会在意的。我说得对吗？”

    波洛犹豫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你的思路是对的，但走得有点儿太远了。别忘了那只黄蜂。”

    “黄蜂？”福尼尔瞪大眼睛，“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黄蜂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？”

    “你看不出来？但正是黄蜂的事情让我——”

    这时电话响了，波洛拿过话筒。

    “你好。早上好。对，是我，赫尔克里·波洛……”他转向福尼尔，说，“是蒂博。”他接着说，“是的，很好，你呢？……福尼尔先生……对……对，他刚到。”他扭头低声对福尼尔说，“他去巴黎警察厅找你，那边告诉他说你在我这儿。你最好来接一下电话，他听上去很激动。”

    福尼尔接过电话：“喂，你好。我是福尼尔……什么？……什么？千真万确？好，是啊，好，我相信他会的。我们马上就来。”他放下话筒，面对波洛，“是那个女儿，吉塞尔的女儿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是的，她来要求遗产。”

    “她从哪儿来？”

    “大概是美国。蒂博让她十一点半再来，还让我们立即去见他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马上就去。我给格雷小姐留个字条。”

    他写道：

    案情有了意外进展，我必须出去一下。如果让·杜邦打电话来，对他和蔼可亲一些。谈谈纽扣和袜子，别谈史前陶器。他虽然喜欢你，但他也是很聪明的。

    波洛

    “现在咱们走吧。”他站起身，“这就是我一直等待的——我一直怀疑事件里还有一个人没有出现，现在，我很快就会有答案了。”

    梅特·蒂博亲切地接待了他们。寒暄之后，他转入了正题。

    “我昨天收到一封信，”他说，“今天早上，这位小姐自己来拜访我了。”

    “莫里索小姐今年多大？”

    “莫里索小姐——现在是理查兹夫人了，因为她已经结婚。她今年正好二十四岁。”

    “她带了身份证明文件吗？”

    “当然，当然。”他打开旁边桌上的一份文件，“首先是这个。”

    那是一份单身男子乔治·莱曼和玛丽·莫里索的结婚证书，两人都是魁北克人，时间为一九一○年，还有安妮·莫里索·莱曼的出生证明，以及其他相关材料。

    “这让我了解了吉塞尔夫人早年的生活。”福尼尔说。

    蒂博点点头。“据我看，莫里索认识莱曼时，她是幼儿园的教师，或者缝补衣物的保姆。她丈夫不是什么好人，结婚后不久就遗弃了她，她又恢复了自己婚前的姓名。孩子被送到魁北克玛丽孤儿院。玛丽·莫里索或玛丽·莱曼很快离开了魁北克——我猜是和一个男人一起——去了法国。她不时给那个孩子寄钱，最后，当那个孩子二十一岁时，她送去了一大笔钱。在此期间，玛丽·莫里索，或者说莱曼夫人一直从事不怎么正规的职业，所以尽量避免和孩子产生私人联系。”

    “那姑娘是怎么知道自己是继承人的？”

    “我们在一些刊物上登了广告。玛丽孤儿院院长有一天发现了其中的一则。她写信，或是拍了份电报给理查兹夫人，她当时在欧洲，正准备返回美国。”

    “谁是理查兹？”

    “我想他是个美国人或是加拿大人，来自底特律，职业是手术器械制造商。”

    “他没有和妻子一块儿去欧洲？”

    “没有，他还在美国。”

    “关于她母亲之死，理查兹夫人有没有提供有价值的情况？”

    律师摇摇头。“她对母亲一无所知，假如不是院长提起，她几乎都忘记了自己母亲的婚前姓名。”

    福尼尔说：“看来她的出现对我们并没有多大的帮助。倒不是说我期望会有。我的调查显示了另一个方向，依据我的推断，嫌疑犯应该在三个人中间。”

    “四个。”波洛说。

    “四个？”

    “不是我说四个，而是依据你的思路，应该是四个。”他迅速做了个手势，“两只烟嘴，库尔德的竹管，还有一支长笛。别忘了长笛，我的朋友。”

    福尼尔惊叹了一声。这时门开了，一位年长的职员说：“那位女士回来了。”

    “啊，”蒂博说，“现在你们可以亲眼看看这位继承人。请进吧，夫人。我来介绍一下。巴黎警察厅的福尼尔先生，他负责你母亲的死亡调查；著名私人侦探赫尔克里·波洛先生，你也许听过这个名字。在这个案子里，他非常好心地提供了不少帮助。各位，这是理查兹夫人。”

    吉塞尔夫人的女儿一身黑衣，打扮别致。尽管衣服很普通，她看起来却非常时尚。她伸出手和大家一一握手，说了几句感激的话。

    “先生们，我恐怕自己很难表现得像一个失去母亲的女儿应有的样子。我的一生中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孤儿。”

    回答福尼尔的问题时，她满怀感激地提起了梅瑞·安吉里卡，也就是玛丽孤儿院的院长。

    “她一直对我特别好。”

    “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孤儿院的？”

    “十八岁，先生。我开始自食其力。我做过美甲师，也在一家制衣工厂干过。我在尼斯遇上了我丈夫，他当时正要回美国。后来他又出差到荷兰，我们一个月前在鹿特丹结了婚。可他必须回加拿大。我一个人待在这里，现在打算去和他团聚。”安妮·莫里索的法语讲得很流利。她显然更像法国人，而不是英国人。

    “你怎么得知这个不幸消息的？”

    “我从报上看到的。当时我不知道——没有意识到——那位受害者就是我母亲。我在巴黎时，梅瑞·安吉里卡给我拍了份电报，给了我地址，让我来找梅特·蒂博先生。”

    福尼尔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他们又交谈了一阵，但她的话看来并没有什么价值。她对母亲的生活和生意往来一无所知。理查兹夫人留下自己所住饭店的地址后，波洛和福尼尔就送她离去了。

    “你有点失望，我的朋友，”福尼尔说，“你对这个女孩有过其他想法？你怀疑她是骗子？还是说，你仍旧怀疑她是冒名顶替的？”

    波洛不赞同地摇着头。“不，我不怀疑她冒名顶替。她的证明材料都是货真价实的。奇怪的是，我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她，或者说她让我想起了什么人。”

    “和死者长得相像？”福尼尔怀疑地说，“显然不是。”

    “不，不是。我希望我能想起来。我敢肯定是她的脸让我想起了一个人。”

    福尼尔好奇地看着他。

    “显然，”波洛挑起眉毛，“这姑娘是吉塞尔夫人谋杀案中最大的受益者。”

    “但这又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？”

    有一两分钟，波洛没有回答，他的思路跑远了。最后，他说：“我的朋友，这个姑娘继承了一大笔钱，我当然从一开始就会怀疑她和本案有牵连。飞机上有三个女人。其中一个，维尼蒂娅·克尔小姐出身名门。另外两个呢？自从吉塞尔的仆人埃莉斯谈到那孩子的父亲是个英国人，我就怀疑那两个女人中的一个也许就是吉塞尔的女儿。她们的年龄都很合适。霍布里夫人曾是合唱团的演员，她的家庭出身不太清楚，用的也是艺名。而格雷小姐曾告诉我，她是在孤儿院长大的。”

    “啊哈！”法国人说，“这就是你的思路？我们的朋友杰普一定会说你想多了。”

    “他确实总说我喜欢把事情弄得更复杂。”

    “你看！”

    “但这并不是真的，我用的总是最简单的办法！而且我从不拒绝接受事实。”

    “但你失望了？你本来希望从安妮·莫里索身上得到更多东西？”

    他们一同来到波洛下榻的饭店。前台桌子上放着的一件东西提醒了福尼尔，他向波洛表示感谢。

    “我还没谢谢你呢，”他说，“你让我注意到了正确的东西。我想到了霍布里夫人的两支烟嘴和杜邦父子的库尔德笛子，但我竟然忽略了布莱恩特医生的长笛，这真是不可原谅。倒不是说我真的怀疑他——”

    “你不怀疑他？”

    “不，他看起来并不像那种——”

    他停了下来。前台桌前站着的那根男人转过身来，手里正提着一个长笛盒子。他看到了波洛，一下子认了出来。

    “布莱恩特医生。”波洛鞠了一躬。

    “波洛先生。”

    他们握了握手。站在布莱恩特附近的一个女人迅速朝电梯走去，波洛仅仅瞥到了一眼。

    “医生，你的病人暂时得不到你的照料了吗？”

    布莱恩特医生笑了，那忧伤的笑容让后者印象深刻。他看起来很疲倦，但是神情平和安宁。

    “我现在没有病人了。”他说，走向小桌，“来一小杯雪莉酒吗，波洛先生？还是别的？”

    “非常感谢。”

    他们坐下来，医生点了单，然后慢慢地说：“我现在没有病人，我退休了。”

    “突然决定的？”

    “也不算突然。”

    饮料端来了，他沉默了一阵，然后举起杯子说：“这是个必要的决定。我宁愿遵从自己的意愿辞职，赶在医师公会找上我之前。”他的声音变得温柔而遥远，“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转折点，波洛先生。我们都会面临一个十字路口，需要做出选择。我非常喜爱自己的职业，放弃它将是遗憾的——非常遗憾。但还有其他值得追求的东西，波洛先生，我需要的是作为一个人所能感受到的幸福。”

    波洛没有说话，静静等待着。

    医生继续说：“有一位女士——我的一个病人——我深深爱上了他。她丈夫给她带来了无尽的痛苦。他吸毒。如果你是医生，你也会很了解那意味着什么。她自己没有钱，所以不能离开他。我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但终于下定了决心。我们打算去肯尼亚开始新的生活。我希望她能感受到一点点幸福，她已经受了太多的苦……”

    他又沉默了，最后用一种轻快的语气说：“波洛先生，我对你说这些，是因为这件事迟早会被公开，你越早知道越好。”

    “我理解你。”波洛说。过了一分钟他又问：“我看见你还带着长笛？”

    布莱恩特医生笑了。“长笛是我最老的朋友……就算失去一切，我还有音乐。”

    他爱惜地摸了摸长笛，鞠了一躬，站起身来。

    波洛也站起来。“我对你的未来致以最诚挚的祝福，医生，还有那位夫人。”

    当福尼尔走过来找他时，波洛正在服务台打一个到魁北克的长途电话。